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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夜班族群像: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上夜班

[社会] 时间:2019-06-27 20:15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城市入睡时,总有一些人还在上班。

白居易当官时,曾和同伴“夜直”,有诗云:宫漏三声知半夜,好风凉月满松筠。此时闲坐寂无语,药树影中唯两人。

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,人类社会朝24小时不停歇的方向发展,夜班群体随之迅速膨胀。

他们或许是电厂运行人员、道路清洁工、医生护士、民警保安,维系社会的基本运转。他们或许是日内交易员、IT运维、跨国客服,不得不适应国际业务的需要。近几年,为了追赶行业发展速度,互联网企业也在推行倒班制度,许多员工从“996”——早9点、晚9点,上6天班,变为“247”——三班倒,一天24小时,上7天班。

他和小一岁的同事去火车站接人,被认成了同事家长

几个方法让你辨认出身边的“夜班族”。

近距离观察,痘痘、黑眼圈、肤色发白、脸泛油光。夜间不得休息,他们的皮肤多少出了问题。身材上也能略窥一二,大腹便便或瘦骨嶙峋,夜间进食和饮食不规律所致。

若他们在阳光下无所适从,甚至表示讨厌阳光,可能性则有了七成。他们是生长在黑暗中的动物。

最后一招,问他年龄。看着像32,却说刚满23,边摸头发边自嘲“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”,八九不离十,夜班族!

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将夜班定义为上午7点至傍晚6点之外的工作时间。

夜班族内部有着物理界限明晰、心理界限模糊的区分。“固定夜班族”和白班夜班轮换的“倒班族”就有所不同,前者同情后者“生物钟频繁打乱”,后者可怜前者“长年不见天日”。

形形色色的夜班族,因“黑白”的颠倒,逐渐丧失对身体、社交甚至整个人生的控制权。

谷明在东北从事电厂运行工作,常见的“五班三倒”,隔天一个夜班。

刚进电厂时,谷明是个20岁出头的帅小伙。“后夜班”凌晨2点到上午9点,无论上班时多困,下了班立马精神百倍,他和同事们索性不睡,上网吧打游戏,或去吃火锅、烧烤。

那会儿他觉得倒班大把休息时间,没什么不好,何况年轻人哪个不熬夜?顶多埋怨后夜班起床困难。

未满两年,当年的帅小伙谢顶了。

老同学聚会,大家约好了似的,见面第一句话就是,“你(头发)怎么掉这么多!”

类似的尴尬在两年后接连出现。他和小一岁的同事去火车站接人,竟被认成同事家长,一见他便喊“舅舅”。

两鬓光秃秃的他参加前女友婚礼,阔别两年的前女友见到他,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,“受啥打击了?”

2007年,世界卫生组织把通宵工作列为“可能致癌”因素,其他已知的致癌物包括肌肉增强剂、紫外线辐射及柴油废气等。

谷明觉得,“头发掉成这样,能重来一次,就是多给我2000元,我也不倒班!”

大学时他是篮球队队长,头发茂密、身材挺拔,“那是相当地帅”。“没想到倒班几年成这样了。”他遍尝百法,黑豆黑芝麻、头部按摩、“霸王防脱”,但都效果平平。

找对象成了难题。谷明交往过的一个心直口快的女孩,经常以开玩笑的语气说,“你这头发掉得,比我爸还少了!”“你看你这两根毛,跟陈佩斯似的。”

作息不一致也是一大困扰。女友周末想出去约会。一开始,谷明羞于拒绝,下夜班没休息也硬扛。相处时间一长,女友周末邀约,谷明直接说“不想出去”,有时态度还不好。次数多了,女友成了前女友。

女友如此,朋友更“难逃此劫”。纵使白班夜班的轮换很规律,倒班8年来,谷明身体越发扛不住,睡醒后浑身疲惫。头两年,他下夜班后常和同事喝酒唱歌到天亮。渐渐地,周末朋友找,“出来!”“累了。”有时下夜班后电话过来,谷明直接吼回去“干吗呢”。

如今,谷明已调离倒班岗位,但冬天半夜起床上班的经历仍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。

那是深夜1点30分,室外零下20摄氏度,闹钟铃声把谷明“吓一哆嗦”。当设定好的3个闹钟依次响完后,谷明梦游似地爬起来,闭着眼睛穿衣。毛衣和绒衣正反面无甚差别,好几次去到单位,他都被同事笑话穿反了衣服。

在微信朋友圈里点赞,“不能让他们忘记我”

在深圳工作的物流营业员葛政常去一家麻辣烫小店和“沙县小吃”,夜里他总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,把大海碗的麻辣烫或一个鸡腿饭加一盘蒸饺填入胃里。

每天下午5点半到次日凌晨2点半上班,来往物流公司和住处的路,葛政熟知周围环境,走大路有路灯和渣土车,走小路只有黑夜和蛙鸣。

回到20平方米、无空调、无窗户的“鸽子笼”里,他却无心入睡——夜班族此刻入睡难度相当于普通人晚饭后倒头就睡。

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动态,葛政想评论也不知说些什么。但他会给人们点个赞,“可不能让他们忘记我了。”

睡不着时,他玩游戏、看直播,辅以大量加冰饮料,直到天亮。这样的状态持续3个月后,一天下午醒来,他往镜子前一站,惊呆了,“这个眼圈黝黑胡子拉碴发际线靠后的死胖子是我!”他看到自己脸肿了一圈,感觉“脸上的肉随时会爆炸”。

葛政被身体发出的信号吓了一跳:10分钟前经手的物流单号,再一次看到,他却毫无印象;明明刚吃过饭,同事问他吃了没,他愣是搜寻不出任何吃饭的记忆;客户玻璃瓶碎了,同事托他明天调取监控,查明是哪个部门疏忽。这件事起床时他还记得,到公司后全忘了,两三天后又才想起来。

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,他想拿杯子,手却不能即时作出反应,“有0.12秒的延迟”。

2014年10月,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发现,夜班可导致生物钟紊乱,影响肠道菌群,出现肥胖和新陈代谢问题。

葛政害怕“不知道升职和猝死哪个先来”。他辞职了。然后他顺便做了体检,轻度脂肪肝,转氨酶偏高,血压血脂血糖分别有不同程度的超标。

父亲看到结果后,忍不住用方言骂了出来,然后说:“一个20多岁的人,身体像四五十岁的一样!”

“如果再来一次,绝对不上夜班。”葛政说。

“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”

逻辑严谨的IT运维人员刘维,自北方南下打拼。他声称,如果负面情绪的总和是10,那么工作占2,地域差异和夜班各占0.5,蟑螂占7。

刘维用排比句来形容自己的“懒”,因为懒,他没能好好经营一份感情;因为懒,日语学习一拖再拖;因为懒,家搬得离公司越来越近;因为懒,学习了双拼输入法……

在社交网站上,刘维曾列出频繁换班对自身的6点影响。他的上班时间多变而混乱——7种排班,一月换一次。

多变的作息,多变的进餐时间。上午7点到下午4点半的班次,他早晨5点半起床吃早餐,中餐、晚餐正常。

下午1点半到晚上10点半的班次,他在上班前40分钟起床,买冰淇淋作午餐,工作中跳过晚餐,深夜下班后在路上用炸土豆条、豆腐干等小吃当晚饭。

晚上8点到次日上午8点的班次,他晚餐正常,若晚间肚子饿,则在路边摊买热干面、鸡蛋饼、锅盔、面包充饥,早餐公司食堂提供,中餐省略。

但这只是理想状态,不规律的进食让他的胃常处于没缓过劲的状态,加之南方天气炎热,他常常到了饭点也不觉饥饿,赶上中班和夜班连轴转,每天一餐的情况会持续一星期。

如若两天夜班后紧接一个白班,他将受尽不得入睡之苦。上午9点回到住处,呼呼大睡至下午饭点。夜深无倦意,考虑到明天早上要8点到岗,强迫自己入睡。但往往直到凌晨4点睡意才被唤起,此时距离到岗时间仅4小时,继而担忧自己睡过头,不敢入睡。

即使是平时,他也难睡好觉。工作要求时刻保持电话开机,他常被电话吵醒。楼下是闹市,遍地餐馆小摊。白天睡觉有蟑螂药推销员和抄燃气水表者轮番打扰,不得安宁。住所采光不好,屋内昏暗,每当夜班过后,下午睡醒,刘维总得发呆好长时间,“不知今夕是何年,沧海或桑田。”

夜班族自古有之。夜间,更夫报时、衙役巡逻、官员起草公文,以备不时之需,维持社会运转。古今不变的是,夜班族皆以夜班为苦。清代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一载:“闻近日中翰以夜班为苦,互相推避。”据世界劳工组织报告,41%的人不愿意参加三班制劳动。去年,一家招聘网站对95后“夜班族”的调查显示,客服、酒吧员工、设计师等夜班岗位均有超过25%的人考虑换工作,在快递员、仓储等岗位中这一比例达到60%。

国内外诸多学者努力探寻合理的夜班制度。争议颇多,尚无定论。有人认为,相对于不停倒班,固定夜班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生物钟,不至于影响人体睡眠饮食节律。

身处中国却照美国时间生活的李衷恐怕没法同意——除非完全隔绝社会联系,否则固定夜班族也难逃生物钟被扰乱的命运。

李衷是一名美股交易员。理想中,周末股市闭盘,他好歹能回归正常生活。现实是,周末一旦安排外出,他常常生物钟调不过来,一夜辗转反侧,第二天强打精神出门。

有一次,李衷和几个朋友去桂林游玩,前两夜无论如何睡不着,第三天,他脸色苍白、全身乏力、冷汗直冒。朋友担心他出事,下午4点就返回酒店,拉他买药。吃过药后睡意袭来,李衷瘫倒在床,终于睡着。但第二天起来,他竟开始不住地流鼻血,连返程飞机上的空姐都被惊吓了。

他和同上夜班的同事有过一次美好的旅行。他们每天晚间睡觉,第二天上午6点30出发。在旅游团的车上,别人抱怨起太早、没睡好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他和朋友互相询问休息如何,却总会感叹“睡得香”“早上起来精神好”。

“晚上11点睡到早上6点,7个小时我会精神饱满。而清晨7点睡到晚上7点,12个小时,我却精神萎靡。”他说。

“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。”他总结。

四元四角,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夜班津贴

固定夜班尚且如此,倒班族的生物钟更混乱。有研究生物节律的专家建议“每个班别至少持续7~10天”,一周白班、一周夜班的“慢倒”,有利身体健康。

在迪拜做酒店前台工作的张贺即是“慢倒族”中的一员,在他眼里,熬夜和夜班是两个概念。前者只是身体得不到及时休息,而后者则是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。

夜班加速了张贺的老化。他原本就长得“着急”,夜班后“雪上加霜”。但也有意外之喜——客人常误以为他是前台经理,说话客气不少。

张贺不少同事因夜班而辞职或退出酒店行业。选择部门时,甚至有人因夜班而放弃心仪的前厅部。

他在泰国实习时的主管,是他印象中受夜班“戕害”最深的人。主管性格开朗,充满激情,但4年夜班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,由于长期缺乏日照,浑身散发出一股阴气沉沉的气场,欠缺平常人的活力。

“别说这位长年夜班的经历,就是我上了短短几个月,在日照下都会觉得别扭,尽量避免白天出来活动。”

张贺是9小时工作制,上六休一。每当轮值夜班,白天一觉而过,休息日也在懒觉中度过,鲜有空闲和朋友聊天,朋友们常抱怨他失联一周,“活生生的宅男养成记”,这是夜班族群体的缩影。

“别说老同学,就是我们几个处得好的同事,想一起吃顿饭,都协调了两个月——同事之间的倒班时间也不一致。”张肆说。

他工作的工厂全年无休,员工过年回家都要“排号”,一般六七年才能轮上一次。

每逢周末,他禁不住孩子闹腾,答应外出,但本周自己当值,只能和领导申请换班。想到之后要连续上好几天班,张肆十分纠结。

更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,倒班3年后,他恍然发现,自己社交能力下降了。

去工商局办事,一向对政务拿手的他,却连必需的文件材料也忘带了。以往办事前他会电话咨询清楚,但那时他愣是没想起这茬来,丢三落四,白跑了好几趟。

而且,和人打交道时,简单几句话,他“嗯嗯啊啊”好久,不知如何说出口。好不容易组织好语言,说话时还带着口吃。用他的话说,“不仅是嘴巴跟不上脑子,脑子也跟不上”。

这让张肆感到自卑。他大学时是各类文艺活动主持人,对与人打交道可是“相当自信的”。

他话锋一转,“相较社交能力退化带来的挫败,我更害怕因此而畏惧社交的状态。所以即使不舒服,我也要逼迫自己出去社交。”

他逼迫自己社交的方式是不断尝试副业。

张肆所在的工厂“四班两倒”,工作两天休息两天。看似充裕的休息时间让不少同事开始涉足副业。张肆也不例外,他先后尝试过经营电子产品、汽车团购、淘宝女装和婴儿游泳馆,但都以失败告终。

究其原因在于精力不允许。

张肆经营淘宝女装时,为了不错过生意,白天睡觉时也不敢下线。手抱电脑躺在床上,消息一会弹出一条,几个回合下来,买家不买了!眼睛闭上没一会,“嘟嘟”声又响,这次是一笔2000元的大生意,成交了!他当然高兴,但根本没法休息,成天精神恍惚,不到半年就放弃了。

过去他爱户外、喜欢旅行,但倒班后几乎每天窝在家,朋友聚会也懒得去。他羞于提及自己的工作,“倒班的工作主要在维持社会基本运转,很少有建设性。”

别人问起,“你怎么晚上也要上班啊?”张肆随口一答:“我是干夜场的。”

谷明的同事常笑20岁便入工厂。夜班初期他经常犯困,曾在制备脱硫浆液时睡着,被领导给了警告,自此不敢大意。

他曾试着在上夜班时集中精力,不想下班后往往收不回力,睡不着。后来,他逐渐摸索出一种“蔫”的工作状态:既不十分清醒,也不至于睡着,“挂在椅子上”,听候指令。

工作中“蔫”的状态带进了生活里。他发现自己“做不动事儿”。“看书不想、运动不想、打扫屋子不想”,最常见的状态是瘫在椅子上,心想“让世界静止吧”。有时他也批判自己“懒到人神共愤了”。

他的同事觉得,倒班族的付出和回报不对等,“挣这点钱都不够以后看病”。

目前,国内多地的夜班津贴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。比如上海目前执行的夜班津贴制标准定于1995年。1995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270元,2019年已涨到2480元,但夜班津贴标准始终停留在1995年:“从事夜间连续工作十二小时的,夜间津贴标准调整为四元四角。”4.4元,还不够下班路上吃一碗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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